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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走到窗边，望着校场上正在训练的新军。这些士兵着统一棉甲，持新式火铳，以哨为单位练习阵列变换。更远处，十辆炮车正在演练快速机动、集火射击。

    “周遇吉，若建州真以盾车阵来攻，你如何破？”

    周遇吉早已思考过：“回经略，盾车笨重，行进缓慢。我可遣轻骑绕后，焚其粮草；或以炮车远距轰击，专打其队伍中部，切断前后联系；更可埋设地雷——就是薄珏新送来的‘炸雷’，触发即炸，专伤人马。”

    “好。”熊廷弼点头，“但要记住，建州也在学我们。下次再来，必是有备而来。我军不能固守旧法，也要创新。”

    他召来副将赵率教：“你立即回京一趟，面见皇上，呈上两条建议：第一，请科学院研制威力更大的开花弹，最好能穿透盾车；第二，请工部加快铁轨铺设，年底前一定要通至锦州。有了铁轨，我军机动更快，补给更易。”

    “末将领命！”

    当夜，熊廷弼在灯下写奏章。除了军务，他还提了一条看似不相干的建议：请朝廷在辽东试行“军屯新政”——裁撤卫所，将卫所田分给无地军户，每户授田三十亩，免赋三年，条件是每户需出一丁加入新军，农时耕作，闲时训练。

    “如此一来，”他写道，“军户有恒产，必死战；新军有根基，必稳固。且辽东地广人稀，军屯可实边，可产粮，可固防，一举三得。”

    写罢，命人八百里加急送往京城。

    五月初一，海疆泉州港。

    郑芝龙站在新建的“海事总局”楼顶，看着港口内停泊的近百艘商船。这些船悬挂着不同旗帜——大明的日月旗、葡萄牙的十字旗、甚至还有几艘悬挂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VOC旗。自朝廷颁布《海贸新章》后，泉州、广州、宁波三港对外开放，各国商船纷至沓来。

    “将军，”杨耿上楼禀报，“荷兰谈判代表范·德林登到了，在议事厅等候。”

    郑芝龙点头，整了整官袍。他如今是靖海公、海事总督，代表着大明海疆的威严。

    议事厅内，范·德林登一身黑色礼服，神情拘谨。自南海战败被俘，他在京师软禁三月，如今被派来泉州谈判，姿态已低了许多。

    “范先生，请坐。”郑芝龙在主位坐下，开门见山，“贵国总督的回信，本将军已看过。同意退出台湾、澎湖，同意赔偿二十万两，同意按《南海通商章程》纳税。但有一条——租借平户岛，不行。”

    范·德林登苦着脸：“郑将军，平户岛对东印度公司至关重要。日本锁国，只准荷兰、中国商船在长崎贸易。若能在平户设中转站，货物周转可快一倍。我国愿出高价租借……”

    “不是钱的问题。”郑芝龙打断，“平户是日本领土，大明无权处置。况且，日本已答应大明在长崎设商馆，贵国商船可在长崎贸易，何必另辟蹊径？”

    “但长崎限制太多……”

    “那就遵守限制。”郑芝龙语气转冷，“范先生，别忘了，你们是战败方。大明允许贵国继续贸易，已是宽宏大量。若再得寸进尺，本将军不介意再打一仗——反正新到的六艘荷兰战舰，还在巴达维亚修整，不是吗？”

    范·德林登汗如雨下。郑芝龙的情报如此准确，连战舰维修都知道，显然在巴达维亚有眼线。

    “那……那葡萄牙方面？”他试探问道，“听说贵国与葡萄牙签订密约，要共取满剌加？”

    郑芝龙笑了：“范先生消息灵通。不过，那不是密约，是光明正大的合作。荷兰占满剌加十五年，垄断海峡贸易，也该让让位了。若贵国识相，主动退出，大明可保证荷兰商船通行安全；若不然……”他摊摊手，“等葡萄牙舰队到了，就不好谈了。”

    这是赤裸裸的威胁。范·德林登脸色惨白。东印度公司在远东的舰队，刚遭重创，新舰未成，确实无力同时对抗大明和葡萄牙。

    “我需要……需要请示巴达维亚。”

    “给你一个月。”郑芝龙起身，“一个月后若无答复，大明将视同贵国拒绝和谈。届时，勿谓言之不预。”

    送走荷兰人，杨耿低声道：“将军，真要和荷兰开战？葡萄牙人未必可靠……”

    “虚张声势罢了。”郑芝龙淡淡道，“荷兰新舰未到，不敢真打；葡萄牙首鼠两端，也不会拼命。但谈判桌上，气势不能输。记住，海疆之争，三分靠打，七分靠谈。谈得好，不战而屈人之兵。”

    他走到海图前，手指划过南海：“不过，该准备的还是要准备。传令水师：加紧训练，新到的十艘战船要尽快形成战力。另外，派人去南洋，联络爪哇、暹罗，就说大明愿与他们直接贸易，绕过荷兰中间商。”

    “明白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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